癌症，其实就是体内细胞从最原始状态逐渐发育成长（分化）至成熟、再到死亡的过程当中出了问题，而形成的一群不随生理需要繁殖、不受正常生理控制、发育又不成熟的异常细胞团伙，是一个由多因素导致了正常细胞变异的内源性疾病。以往由于人们对它的认识不足，所以在治疗上才发生了总以“彻底杀灭”为主的战略性错误，造成了多以“人财两空”而告终的结局。如今人们随着医学科学发展，在不断总结过去某些成功的经验与失败教训的同时，提高了认识，将21世纪肿瘤治疗的主旋律改写为：“在减灭、控制、稳定肿瘤的同时，以提高生活质量和生存期为主”的按其规律治疗。折射出癌症的“自然疗法”已成为其治疗的主体，中医学在这方面因其占有较大的优势，故笔者根据自己30多年的治癌经验，谈点突出中医特色治肿瘤的看法。
一、中医整体观点体现了自然规律
古代哲学认为，人之生是禀天地之气。如《庄子·知北游》曰：“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把人的生成归之于气的聚散，朴素的肯定了人的物质性。中医学也说明人和万物一样，都是天地自然的产物，只不过人是自然界演化到较高级阶段的结果，如《素问·宝命全形论》曰：“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这进一步表明了“生命是整个自然的结果”。
所以，我们的祖先在探讨人的起源、本质与疾病的同时，则根据其“天人合一”的整体观，首先研究了与人关系最为密切的、也是人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如《素问·六微旨大论》指出：“言入者求之气交。…何谓气交?曰：上下之位，气交之中，人之居也。”明确指出了，下降的天之气与上升的地之气交汇的地方，就是人们生活的场所。又《素问·生气通天论》：“天地气交，万物华实”，是指由天地之间的运动变化所产生的物质交换而为万物，这里的万物，也包括了生命的生成、发展和变化，所提供的物质基础和自然条件。在这之间，其中天之阳气中的太阳所赐给的光能和热能是极为重要的，它给地球大量的热能，维持着地球上的温度，激发着生命活动，地球上一切生命，依赖它才能生存。故《素问》又曰，“天运当以日光明，”并强调“生气通天”，突出了太阳等自然环境对生命过程的重要性。
同时，古人还认识到万物的变化，都具有一定的时空特性，而生命是自然界进化的产物，所以生命过程也同样具有时空特性，因此在中医《内经》等经典著作里都突出地强调了这一点。如《素问》“藏气法时”一篇，着重探讨了人在四维时空范围内，那些生化于不同空间的藏气，在运动时间过程中的盛衰是极易变化的。如：肝的五行属木、主升，具有疏泄之性而调畅着气机，主藏血功能而调节着血的运行，是它的升发、疏泄、调节作用促进了人的生理功能活动；但所有这些功能均旺于“春”时，而与其春三月发陈之自然变化规律同步，以适应生气淳化、万物以荣的环境。由此说明了地球运转至太阳时空的“寅卯”位（春季）时，即是肝气趋旺之信息。《灵枢．岁露》曰：“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论述，就是在考察脏腑的功能与研究防治时，同时应把时空因素和环境变化考虑进去。这是《内经》整体观点的妙哉，也是对整个机体这类变化的高度概括。
以上说明了人体的内在生理活动和病理过程，均有着明显的时空特性：其一是在于人禀天地之气而生，其生命体（物质基础）属性与自然界的万物有着同一性（随春秋四季变化而变化）；其次是指人生活在天地之气相互交汇的场所(气交之中)中，这其中的无形之气便起着相应的“感应”作用，它能将自然界的变化信息随时转递给生命体，从而影响着生命过程。故中医学以“天人相应”的理论为基础，用来指导着历代医家的探索和实践活动，乃是顺其自然规律的一种研究方法，它在中医关于生理、病理的认识及诊断治疗和养生保健等活动中均起到了重要作用。
总之，中医学的天人观，强调了天人之间的统一性、相应性，强调了生命过程的时空特性，这些认识是中医学整体观念的理论基础，是它促使着人们把生命过程、健康和疾病等问题，根据其自然规律原则，放在最为宽广的背景中来加以认识和考察，这也是中医学模式的基本精神。
二、治病必求其本符合哲理
治病求本，是《黄帝内经》对中医学指出的一大基本治病原则。在这一原则指导下，又强调“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标本兼治”的治疗原则。这些不但充满了哲学韵味，而且这些带有鲜明动态辩证观的归纳则具有很强的临床指导意义。尤其在恶性肿瘤的治疗中，若能很好地贯彻这些原则，常能以最低的代价（包括最少的身心创伤），获得最佳的效果（包括最大限度地生命延续和生存质量的提高）。临床针对极其错综的肿瘤治疗而言，不同的阶段，不同的对象，其中医学所指的“本”与“标”的位置也在不断的变化，其一：对重一点的病人，最为关键的“本”，理所当然的是保全患者的生命，而此时与生命相对的癌瘤等体征，就只能看做是“标”了；其二：如病人暂时无生存之忧时，可能存在的癌魔或某些异常的癌胚指标，就可以上升为治疗的主要矛盾而成为病之本了。所以，在老年人身上肿瘤的发生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而它的消解则更需一个根据动态观察（“本、标”变化）的结果而徐徐处置的过程，且记欲速不达。
三、中医最重视后天之本
因为中医强调“脾为后天之本”，并倡导“有胃气（消化功能佳）则生，无胃气（消化功能败）则死”的理论，说明了人是始于先天（禀父母）而生，但生存则依赖于后天饮食的营养，也可以说是人的“生命之气”，这个理论同时也折射出了一个人生哲学的客观规律“民以食为天”的道理。再据历代医家以此理论基础为指导，成功治疗慢性比较疑难性病症的经验，亦非屈指可数，所以至今它依然是肿瘤的治疗成败的关键。由此说来，具体该怎样来保护病人的消化功能，笔者认为“首先以不伤害为主，同时本着顺应消化功能的固有规律，治以温和的方式调整为上策”。下面我举一个例子，可进一步说明这一点。
本人在2003年曾遇一十分棘手之患者，男性，50多岁，肿瘤Ⅳ期（多发性骨髓瘤），无法手术，因大剂量化疗的毒副反应，胃肠功能彻底被摧毁，吃什么，吐、泻什么；严重脱发，伴气血减少，又因白细胞低而常出现感染，若用了抗生素后则又见霉菌感染。在病房里，什么针对性措施都已无效（即便是用集落细胞刺激因子之类，但白细胞依然持续徘徊在1800/L左右），因其山穷水尽，只能天天静脉注入营养剂与抗感染药，其消炎药反而又进一步的抑制了胃肠功能，故见其大肉尽脱，腹却膨隆（肠胀气明显），舌质光红、上有白色点状腐苔(霉菌感染)，周身骨痛（应是骨损、消瘦、及大剂量升白剂刺激的结果），低热不退……显然是非常棘手。当时我回想中医学的祖训，此人已似乎属于中医“虚损”之极的征象，按常规本应从调补脾胃（消化）功能入手，可是难就难在其脾胃消化功能已竟被摧毁（化疗之故），连正常饮食也无法入口，何谈中医汤剂或丸散之类尼？
象以上这样的病人，在我们的临床上也是经常见到的。当时我对其治疗也是无从下手，求古训在浩如烟海的资料中翻阅，寻找其“路在何方”，偶尔发现，南宋时期杭州武林门外，著名“僧医”罗知悌的一个类似医案，若从现代的水平看，那也是恶液质到了晚期，消化功能极差的体征（案中提到患者是个出家人，所以他本来就有营养不良）。罗师先不予汤剂，先煮浓粥，以粥饮汤引之，因为这最“养胃”（容易消化）；几日后，再熬菜粥与之；消化功能逐渐恢复后，以调理胃肠之中药汤剂。此后，等消化功能逐渐恢复，才一步一步汤药并取，终获痊愈。受此启发，当时对上面这个病人，我也比葫芦画瓢，嘱家属先予粥汤，次进菜粥，并逐渐递减静脉输入营养剂之量；与此同时给于中药（家传膏药）外敷剂，以加快脾胃（消化）功能的重建；三日后消化功能逐渐恢复，继以调理胃肠之中药轻剂，合治癌三部曲；行三周后，此人面见红润，（脾胃）消化功能已基本正常。此时，治癌三部曲之剂照旧，汤剂中佐加清解退虚热之品。1月后，患者消化功能已基本恢复正常，除红细胞稍低外，白细胞、血小板已属正常，体重也增加了12斤，霉菌也早已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后续则以我提倡的中医药一毒、二调、三补的三部曲为主治疗了半年之多停药。而后一直较健康地生存着，肿瘤也未见有发展之势，现已3年多。
四、中医不但有着与西医同样的医理，而且在避免“过度治疗”上的确占优势
因中医和西医研究的对象都是人，只是以“不同的术语，揭示着生物不同阶层系统的不同特征”而已。尽管中医用的术语粗疏得多，甚至有许多荒谬之处，但也无法否定他的理论价值之所在，比如整体层次的“经络的循经感传”现象和“气”所揭示的整体生命现象，起码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现象。再者，比如量子力学，是十二世纪物理学家最伟大的贡献之一，该量子力学的理论至今仍存在着“粒子说”与“波动说”，而“粒子说”就是原子论的经典体现，那么“波动说”则似乎与中国（包括中医学在内）的“气论”能很好的对话。这说明中国占主导的是自然观点的“元气论”，西方占主导的则是“原子论”。而元气论驱使着人们注重了过程与状态，注重了相互的关联与互动；而原子论则促使人们注重结构，注重还原，重视细节与构造。以上说明二者只是哲学观不同的结果而已（因它们所有的科学探索活动，都是受制于志学观点的指导）。但二者都具有一定的医学科学性，从深层次上来讲应该是一致的，。
另外，从西方公认的医学之父——古希腊医学家希波克拉底有一句格言：“知道是谁生了病，比知道他生了什么病更重要。”这句话虽可做出多种诠释，但有一点是明白无异议的，医生更应该关心生了病的“人”，而不仅仅是他的“病”，这体现着一种医学上的“人本主义”，可以说它是合理医学的核心要素之一。而中医恰恰在这方面就占了优势，因中医是以治人体内的阴阳失衡为主，治的是病人的症状，而不是针对哪一个病灶，所以有一位德高望重的老教授曾这样评说“西医可让人明明白白的死，中医能让人糊里糊涂的活”，就是这个道理。
还有，《黄帝内经》“大毒治病，十去其六，无毒治病，十去其九，--勿使过之，伤其正也”之告诫，与西方公认的医学之父——古希腊的希波克拉底所说的治病“首先，以不伤害为原则”名言是一致的，都是避免过度治疗的鉴言。
其次，人的生老病死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各不同阶段自有其一定的阶段特殊性：健康、次健康、病态、死亡同样是一种连续的过程，各个阶段亦有着一定的征兆或特点可言。现代医学借助了还原方法，重点剖析了具体病态的多方面特征，并以线性方程的思想，着重于针对病因或对症治疗，在较为单纯的生物性疾病的预防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也锻造了医学就是“治病”这一根深蒂固的社会观念。而中医学显然走的是另一条路，早就在实用理性的规范下进行着，它既没有可能敦促医生去深究一个个病的确切病因及具体的形态学方面的病理改变，也没有可能促使医学将兴趣投入在这一方面。它所指引的医家，是借助望闻问切、司外揣内、比类取象等传统方法，仔仔细细地寻觅求诊者所表现的偏离健康的蛛丝马迹（“阴阳偏颇”），并结合中医学对生命的独特理解，进行分析判断，然后采用纯自然的方药或针灸推拿等，采取“中病则之”的原则，作出纠治，既能使其重新恢复常态（“以平为期”），也不可能出现过度治疗。
五、目前中医在肿瘤防治中的角色
在过去传统思路中，中医药学抗癌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可以提高手术成功率，减少并发症和继发症，配合放化疗可减毒增效，改善机体内环境，调整免疫，有效防止肿瘤的复发转移。
目前，有关中医药学抗癌的基础研究及临床探索亦非常活跃。现今已随着癌症的防治目标和目的所发生的根本性改变而改变。即从原本的单一治癌转向“以防为主”及“以人为本”的战略。而这种根本的观念性改变涉及到多方面，比如说一些有识之士，早就认识到所谓的对肿瘤“有效率”，其实未必就能真正反映患者的临床最大利益。比如那些长期带瘤生存者，虽然从瘤体变化上讲“有效率”不见得高，但有较好的生活质量和有一定质量的生存期限明显的延长，未尝不是患者的渴求与福音。因此，抑制肿瘤的进展及带瘤无进展的生存也能很好地反映患者的利益。从这些观点出发，传统中医学在癌症防治中的战略地位势必将随之转变。这将体现在以下三大方面：
1．能有效的防范肿瘤发生：
治“有形”之瘤，固非中医学之所专长，相对西医占优势。但对预防尚未“成形”之癌瘤的发生，及癌瘤已被切除后的防范复发，或与癌共处，带瘤生存，中医学则有其广阔的用武之地，且有可能的跃居主角之位。中医学所强调的是以“人”为本的整体观点，以调整阴阳的辨证施治为其核心，相对适合慢性病的防治，所以在广大群众中，早就有“急病看西医，慢病找中医”的传统认识。而针对癌症的发生来说，则是一个较漫长的过程，一般从致癌物参与人体代谢、癌症的启动、促进，到DNA损伤、修复，然后进入癌前病变的阶段，继而从癌前非典型增生的病变细胞发展成原位癌，再从原位癌发展成具有浸润或转移能力的进展期癌，约需5～20年左右的时间。在这一漫长的发展阶段中，为我们提供了充分的预防与治疗的空间，或阻断其发展，或使其逆转在癌瘤尚未“成形”之前，扼杀于襁褓之中，也就是有效的防范肿瘤的发生。这将有可能成为中医学在癌症防治中的重要战略地位。
2．原有的优势继续弘扬：
中医药学首先应致力于原有的优势领域如：可以提高手术成功率，减少并发症和继发症；配合放化疗，减毒增效；改善机体内环境，调整免疫；或当肿瘤患者已接受手术或放疗治疗，或化疗缓解后，运用中药防止其复发或转移，巩固其疗效等，其内容在前篇《中西医结合治疗放化疗的副反应》中已有论述，此不赘述。
3．对难治性肿瘤可直接治疗：
基于多年探索和丰富的积累，笔者认为：除上述两点以外，中医学还可以在肿瘤的直接治疗中发挥其重要或主要作用，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三点。因在许多现代西医学认为较难治棘手的癌肿中，如：胰腺癌、胆管癌、肝癌、脑瘤、肉瘤，以及已复发或转移的中晚期肿瘤治疗上，努力探索，发挥改善症状、减轻痛苦、提高生存质量，带瘤生存的优势。
因为，从我的临床经验看来，这些肿瘤患者并非都是到了 “山穷水尽”的地步；若思路正确，应对有序，组合有方的话，博大精深的中医药学完全有可能促使其“柳暗花明又一村”。特别是从天然药物中寻找抗癌有效成分，增强机体免疫功能，诱导癌细胞分化和凋亡，更是一个引人注目的领域。在这方面，中医药学将大有作为，并在癌瘤的综合治疗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在我三十多年的实践中，有许多带瘤生存的患者，即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总之，近年来在国际肿瘤的领域里，一场颠覆性的认识与研治方法之革命正在蓬勃进行之中，已大大改写了人们对肿瘤的被动认识在深入人心，在降低癌症的发病率及死亡率中，中医学应有其极其重要的一席之地。而不应只是局限于现今的减少放化疗并发症或已不可治愈的晚期癌症患者的姑息性治疗等辅助方面的配角。要明确认识到中医学与西医学在世界卫生领域的格局差异及其不同优势，以便准确的定位中医药学在肿瘤治疗中的作用，从而制定出适合中医药学发展的战略方向，改善在肿瘤治疗上尴尬竆迫的境地。
六、医学的根本性变革带来了时代的呼唤
近年来，医学所发生或正在发生的种种变化，包括医学观，医学模式的变更，以及人自身价值的提升，对纯生物医学手段弊端的进一步认识，和有关肿瘤发生发展与各个层面认识的升华等，均促使着人们重新开始思考许多的医学难题而尊重“循证医学”。特别是探究诸如肿瘤这类顽疾、难治性疾病，已意识到必须得调整防治战略。比如从世界肿瘤顶级会议的---美国临床肿瘤大会（06年6月，亚历山大城）传出的信息进一步证明了这一事实，会议精神：一是发现“癌症与冠心病、糖尿病一样，只是一种可防可治的慢性病。现全美2亿多人中有1000多万是带癌生存者”。所以，世界卫生组织（WHO）等国际权威机构最近也纷纷易辙，把原来作为“不治之症”的“癌症”重新定义为可以治疗、控制、甚至可治愈的慢性病；二是“充分强调了如何提高肿瘤病人的生存质量和生存期，是目前肿瘤治疗的主要目的，并将其纳入考核肿瘤疗效标准的重要指标之一”。同时，中国医学科学院资深的肿瘤内科权威孙燕院士也明确指出：“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癌症也许就像糖尿病一样，仅仅是一种再普通不过的慢性病而已。”这些信息，不但明确否定了以往弥漫在中国专业人士和百姓之中“癌症不可治”的悲观情绪，同时也再次把“中西综合治癌症”的正确治疗方案提上了议事日程。
目前，鉴于上述种种因素的存在，和同时受美国“自然疗法”与日本的“森田疗法”的影响，使得我国中医药学在肿瘤防治中的战略地位，将随整个癌症防治策略的改变而得到相应的变化与调整，逐渐从以往的配角提升到主角。总之，尊重循证医学观点是治癌的方向；遵照“卡劳夫斯基(Karnofsky)病人一般状况评价”来对照治疗前后是考察治癌疗效的标准；以提高病人生活质量和生存期是治癌目的；大力推广“绿色治癌”是患者的福音；突出中医特色的综合防治癌症是时代的呼唤。
